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宋人葉適說：“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其實，豈止宋朝，中國自秦至清，兩千多年皇權專制社會，沒有哪一朝能逃脫污吏泛濫的厄運，特別是王朝中後期，濫官污吏甚至加速了王朝的覆滅。
濫官為何不絕#
自古濫官，何以不絕呢？因為專制統治階級的過度繁殖擴張，導致冗官冗員，官僚機構惡性膨脹泛濫，官場低效而腐敗，朋黨居位食祿而浮於事。臃腫是潰爛的開始，高昂的俸祿支出引發政府財政危機，龐大的統治階級利益集團於是對百姓盤剝無度，毫無節制，導致貧富失衡，民不聊生，進而威脅到政治穩定，陷入 “官逼民反” 的惡性循環。
歷史的教訓#
“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仇雪恨”，梁山好漢道出了原委：“蓋為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污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願協助宋江，替天行道。” 仲尼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清人俞樾考證認為，此語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安民之道#
聖人認為，諸侯卿大夫這些有國有家者，不患財富貧乏，而患政治不均平；不患土地人口之寡少，而患不能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安民呢？晏婴就說：“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 貧富不均必然會引起人民的反抗。
統治者的責任#
要緩和社會矛盾並促使統治階級收斂自己的行為，必須是 “有無相平、貧富相均”，特別是權貴階層，求利要有度、有節制。在晏婴看來，財富應該 “正德以幅之”，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統治者應該了解人民的疾苦，“知其貧富，勿使凍餓，則民親矣”。
經濟與政治的平衡#
人君如果 “藏財而不用，凶也，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而自分也”。孔子、晏婴所謂之 “均” 並非 “平均”，而是指 “均平”，朱熹解釋為 “各得其分”，那就是 “公正”。統治階級對待老百姓應講公平正義，不得過分剝削。
專制統治的悖論#
然而，歷朝歷代的專制統治往往是打天下時立下 “均平” 的口號，而一旦坐穩皇帝的寶座，施行的專制集權統治就會背離 “均平” 初心，盤剝百姓無度，肆意極欲毫無節制，進而貪腐橫生，貧富分化加劇，出現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的局面。
循環的悲劇#
對待百姓，如何把握一個度呢？董仲舒認為，“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 然而，皇權帝制專制思想主導下的董仲舒無論如何也看不清階級對立與盤剝的根源。
社會矛盾的加劇#
幾千年下來，每個王朝的中後期，往往會出現與董仲舒所謂的 “度” 嚴重背離的現象：一方面，富者不但示貴，更是驕橫跋扈。另一方面，貧者不足以養生，憂患叢生。最可憐之處在於，貧者尤效法不恥，不擇手段，追逐物欲。
結論#
整個社會便陷入馬基雅維利主義，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度” 意味著政府和從事個體經濟的百姓分配勞動成果的一個恰當的比例。這個比例能保證百姓維持其再生產，而不是竭澤而漁，迫使他們挺而走險。
過度的盤剝便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爆發周期性農民戰爭的重要原因。專制王朝統治者雖然認識到這個 “度” 對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但每個王朝仍是不可避免地 “剝削過度”，特別是到了王朝的中後期，政府對百姓的過度剝削，最終導致江山易位。
權力與腐敗的輪回#
專制統治者為何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那就是因為君主專制社會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財政危機。專制王朝為什麼會爆發周期性的財政危機呢？在君主專制王朝的發展過程中，總的趨勢是 “非生產人口” 的增長超過 “生產人口” 的增長，而非生產人口中，又以統治階級的人口增長為主要部分。
隨著王朝的發展，這些顯性和隱性的支出成為國家越來越嚴重的經濟負擔。看看宋朝的 “恩封” 和 “蔭補” 制度便能知曉其中原由。宋朝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官僚隊伍。
結局#
統治階級利益集團對老百姓的剝削愈深，長此以往，一旦遭遇天災或外敵，便只有更迭換代、改弦易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