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宋人叶适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其实、岂止宋朝、中国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社会、没有哪一朝能逃脱污吏泛滥的厄运、特别是王朝中后期、滥官污吏甚至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滥官为何不绝#
自古滥官、何以不绝呢？因为专制统治阶级的过度繁殖扩张、导致冗官冗员、官僚机构恶性膨胀泛滥、官场低效而腐败、朋党居位食禄而浮于事。臃肿是溃烂的开始、高昂的俸禄支出引发政府财政危机、庞大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于是对百姓盘剥无度、毫无节制、导致贫富失衡、民不聊生、进而威胁到政治稳定、陷入 “官逼民反” 的恶性循环。
历史的教训#
“滥官害民贼徒、把我全家诛戮、今日正好报仇雪恨”、梁山好汉道出了原委：“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 仲尼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清人俞樾考证认为、此语本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安民之道#
圣人认为、诸侯卿大夫这些有国有家者、不患财富贫乏、而患政治不均平；不患土地人口之寡少、而患不能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安民呢？晏婴就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 贫富不均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
统治者的责任#
要缓和社会矛盾并促使统治阶级收敛自己的行为、必须是 “有无相平、贫富相均”、特别是权贵阶层、求利要有度、有节制。在晏婴看来、财富应该 “正德以幅之”、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统治者应该了解人民的疾苦、“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
经济与政治的平衡#
人君如果 “藏财而不用、凶也、昧财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而自分也”。孔子、晏婴所谓之 “均” 并非 “平均”、而是指 “均平”、朱熹解释为 “各得其分”、那就是 “公正”。统治阶级对待老百姓应讲公平正义、不得过分剥削。
专制统治的悖论#
然而、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往往是打天下时立下 “均平” 的口号、而一旦坐稳皇帝的宝座、施行的专制集权统治就会背离 “均平” 初心、盘剥百姓无度、肆意极欲毫无节制、进而贪腐横生、贫富分化加剧、出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局面。
循环的悲剧#
对待百姓、如何把握一个度呢？董仲舒认为、“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 然而、皇权帝制专制思想主导下的董仲舒无论如何也看不清阶级对立与盘剥的根源。
社会矛盾的加剧#
几千年下来、每个王朝的中后期、往往会出现与董仲舒所谓的 “度” 严重背离的现象：一方面、富者不但示贵、更是骄横跋扈。另一方面、贫者不足以养生、忧患丛生。最可怜之处在于、贫者尤效法不耻、不择手段、追逐物欲。
结论#
整个社会便陷入马基雅维利主义、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度” 意味着政府和从事个体经济的百姓分配劳动成果的一个恰当的比例。这个比例能保证百姓维持其再生产、而不是竭泽而渔、迫使他们挺而走险。
过度的盘剥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爆发周期性农民战争的重要原因。专制王朝统治者虽然认识到这个 “度” 对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但每个王朝仍是不可避免地 “剥削过度”、特别是到了王朝的中后期、政府对百姓的过度剥削、最终导致江山易位。
权力与腐败的轮回#
专制统治者为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那就是因为君主专制社会不可避免的周期性财政危机。专制王朝为什么会爆发周期性的财政危机呢？在君主专制王朝的发展过程中、总的趋势是 “非生产人口” 的增长超过 “生产人口” 的增长、而非生产人口中、又以统治阶级的人口增长为主要部分。
随着王朝的发展、这些显性和隐性的支出成为国家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负担。看看宋朝的 “恩封” 和 “荫补” 制度便能知晓其中原由。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
结局#
统治阶级利益集团对老百姓的剥削愈深、长此以往、一旦遭遇天灾或外敌、便只有更迭换代、改弦易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