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歷史，實則是一部底層民眾的血淚苦難史。
五胡亂華、五代十國那樣的亂世自不必說，即便那些大一統的王朝，倘若您生來只是一介平民，您的人生依舊艱辛無比。 那麼，相較而言，生於哪個朝代會相對幸福些呢？
首先來談談秦朝，提及秦朝，您會想到什麼呢？華夏民族首次大一統，書同文、車同軌，秦始皇掃平六國、巡遊泰山，成就不世之功業，秦朝的統一有很多好處，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然而，對於生活在那個年代的百姓而言，
感受最為深刻的恐怕是《史記》中的那句 “天下苦秦久矣！” 身為秦朝人，有著無盡的徭役，數不清的征戰。自贏政從秦王變為始皇帝以後，數不盡的嚴刑峻法與苛捐雜稅，令秦國民眾每日都生活在恐懼與絕望之中。 繁重的勞作，動不動就砍人雙腳、挖眼割耳這般殘酷的刑罰，致使不知多少秦朝人被吊死在路上，或者被迫亡命天涯。
秦朝的赋税高得離譜，董仲舒說：“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治，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鋤之地，其稅 20 倍於古，百姓常穿牛馬之衣，吃犬豕之食，小民安得不困！”
當然，董仲舒也沒資格揶揄秦朝，他所輔佐的漢武帝，同樣是個好大喜功、殘暴無情的人。 漢武帝為征伐匈奴窮兵黩武，為個人享樂大興土木，晚年又迷信江湖術士，追求長生不老，耗盡了人力財力。
文景之治所積攢下的家底，早就被他揮霍一空。為了敛財，他先是發布告緡令，令百姓人人自危、互相舉報，一舉將多數有產者折騰成了無產者。
而後，他還逼迫百姓給朝廷義務養馬，不知多少人因養馬而落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場。
在那個 “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 的所謂盛世，竟然發生了兩次因饑荒導致的人相食事件。
一邊是老百姓看著皇帝和將軍們伐匈奴、征西域，與有榮焉；一邊是他們又不得不為這所謂偉大的 “盛世” 節衣縮食、賣兒賣女、啃樹皮吃野草，乃至活活餓死。
所以，上位者的野心與宏圖霸業，對於處於下位的普通百姓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再說唐朝，貞觀之治時的李世民曾頒布過這樣一道法令，禁止百姓為逃避徭役自斷手腳，由此可知唐朝的徭役是何等恐怖。
李世民 “天可汗” 的頭銜可不是吹來的，那是實實在在打出來的。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是誰在為他的歲月靜好負重前行呢？ 貞觀年間，餓死人是極為常見的事，即便在長安城周邊的天子腳下，也時常有百姓因交完賦稅無錢買糧而餓死家中或田間地頭。
到了他曾孫李隆基的開元盛世，那不過是權貴的盛世，與底層百姓毫無關係。
唐玄宗為粉飾國家的強盛，在五鳳樓殿前舉辦盛大宴會。
而白居易在民間看到的卻是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倘若國家真如唐玄宗所見那般強盛，安祿山區區一個胡人又怎能一呼百應、所向披靡，直捣黃龍呢？ 自安史之亂起，唐朝的藩鎮兵變與農民起義直至唐末都沒有斷過，再加上不時有吐蕃東侵、回鶻南下，可想而知唐朝百姓過的什麼日子。
元朝就更別提了，它所謂的 “寬仁”，是針對蒙古色目貴族以及漢族地主士大夫而言。蒙元統治下的蒙漢百姓，可享受不到皇帝的慈悲為懷。以至於大元滅亡之後，百姓歡呼雀躍，而地主老爺們卻如喪考妣，因為他們再也找不到如此 “美好” 的時代了。
至於明清，可以放在一塊兒來說，除了髮型服飾有所不同，這兩個朝代高度相似，它們是中國封建集權統治的巔峰。 朱元璋發明的八股取士，將天下百姓有限的思考能力也扼殺掉了，他興起的文字獄，被後來的乾隆發揚光大，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從此別說吃飯，連說話都成了一種奢望。 明朝時，由於徭役和賦稅過重，許多人逃往關外苦寒之地謀生。雖說那裡有蒙古人時常劫掠，有風沙和野獸的威脅，但那裡沒有大明的重稅，沒有酷吏的盤剝。 而在清朝，這種狀況再度上演，闖關東、走西口，都是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無奈之舉。
古代中國，有 72 次大規模人吃人的事件記錄，也就是說平均每 30 年就會發生一次 “歲饑，人相食”。
歷史上那些所謂的盛世，只是權貴的盛世。頌揚 “盛世”、“千古一帝”，是奴才歌頌主子，韭菜歌頌鐮刀，炮灰歌頌炮手。
站在百姓的立場上，那些所謂的盛世，沒有一個是人民的盛世。
公元 1329 年，張養浩途徑陝西潼關，腳下黃河奔騰怒吼，遠眺長安咸陽，感慨歷史滄桑，留下了傳頌千年的名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魯迅先生說：百姓是 “盛世之牛馬，亂世之炮灰”。“盛世” 比亂世究竟好在哪裡？“亂世是百姓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盛世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若百姓無法享受盛世的繁榮，反倒因盛世而受苦，這樣的盛世與百姓又有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