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誰？” 這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問題，也是清末民初時期眾多志士仁人不斷呼喊的命題：“你不只是臣民，更不止是國民，你是一個公民，一個獨立的個體。”
1930 年 7 月，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梁漱溟致信胡適：“大家都認為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列強，而您卻認為不是，您認為真正的敵人是貧困、無知和腐敗，這是為何？” 胡適回信說：“如果一切都怪罪於外國，那張獻忠的暴行該歸因於誰？貪污又該算在誰頭上？當帝國主義列強三次叩開日本國門，日本卻迅速崛起成為列強之一；為何我們的民族卻一蹶不振？日本模仿我們卻能唐朝不取太監，宋朝不取纏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鴉片。由此可見，國家真正的敵人是愚昧。正是因為愚昧，才導致人們認為國家最大的敵人是外部力量。如果說列強的侵略像一把匕首，那麼愚昧就是本民族的慢性毒藥。” 這便是著名的 “梁胡之問”。
什麼是愚昧呢？胡適認為，愚昧有四大表現：第一，對從未見過的人恨之入骨；第二，對從未做過的事引以為豪；第三，對吹捧出來的神倒頭就拜；第四，對畫而未得的餅感恩戴德。而如何擺脫這四大愚昧？這正是啟蒙的核心所在。
啟蒙的第一個層次是從草民到國民。梁啟超在《中国積弱溯源論》中指出，中國人歷來不懂什麼是國家。那時的小農社會中，人們只想着做個草民，若能成為臣民，那是祖墳冒了青煙。他們沒有家國的概念，更不明白國民的意義。出於當時救亡圖存的需要，仁人志士們不斷想讓民眾明白，國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國民的共同產業。國民應當平等地享有應得的權利，同時也需承擔相應的義務。如果政府以專制之權行賣國之實，而國民卻無動於衷，那就是放棄了作為國民的責任。因此，國民立憲、國民革命成為了志士們高舉的旗幟。
啟蒙的第二個層次是從國民到公民。公民一詞所代表的思想觀念是仁人志士們一再宣傳的內容，他們認為公民與國民不同，公民的最顯著特徵在於擁有公共權利，對於國家，公民擁有知情權和監督權。國民的概念是讓人們明白自己與國家的關係，而公民的概念則進一步讓人們認識到自己在國家中的地位和權利，從而樹立起民主政治的理念。當時的志士們經常引用法國大革命的一句口號：“無代表，不納稅”，意思是權利和義務相對應，如果沒有權利，自然也不必履行義務。確立公民意識，喚醒權利意識，正是清末民初啟蒙運動的一大特點。
啟蒙的第三個層次是從公民到個體的 “人”。啟蒙的規律必然會是啟蒙的觸角，從國家和社會領域指向人的領域，人文主義自然應運而出。啟蒙運動最著名的成果之一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的開篇：“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不證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因此，清末民初的仁人志士們指出，人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否則便與牛馬與奴隸無異。所以最先被他們批判的，正是那種放棄了獨立人格的奴性。這不是民族的劣根性，而是在幾千年的專制環境下長期形成的墮落習慣。
正如《社會契約論》中所寫：“強權創造了最初的奴隸，奴隸們在枷鎖中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掙脫枷鎖的欲望。他們愛上了自己的奴隸身份，甘願終生為奴。他們將自己的權利交給他人行使，將國家交給他人治理，卻因獲得片刻的安全而沾沾自喜。” 因此，仁人志士們痛心疾首，將這種奴性上升為民族的劣根性加以批判，最為人熟知的批判作品便是《奴才歌》和《阿 Q 正傳》等。無論是法國啟蒙思想家，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甚至德國的啟蒙思想家，他們所做的工作都是為了告訴人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權利，每個人都應該活得有尊嚴。清末民初的啟蒙運動同樣旨在讓國人認識到自己是一個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