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这就是极权专制纳粹党奉行的 “戈培尔效应”，让空洞乏味的口号变成你认为理所应当的真理。
“纳粹党的语言是一种信仰的语言，具备了宗教形式的外壳，内部却是空洞无物。他们习惯用一系列简单粗暴的口号来维持同一性，而这种洗脑的口号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他们只是通过无数次的重复来强化意识形态的钳制，让谎言重复千万遍而变成真理。纳粹主义的空洞口号充满不容置疑的暴戾之气，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被淹没在整齐划一的元首独裁统治的计划里。”
犹太人克莱普勒在可怖的生存环境中记下了他的观察 ——《第三帝国的语言》，真实骇人地呈现出纳粹独裁统治的对语言统治的荒诞与残忍。
“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作用”。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正如《战国策》“曾参杀人” 的故事，三次同样的谣言动摇了母亲对贤德儿子的信任。
纳粹实权派铁杆党徒戈培尔，这位 “创造希特勒的人” 敏锐地捕捉到 “曾参杀人” 现象，他为纳粹编造出来的口号披上真理的外衣大行其道，“愚蠢” 的民众如同曾参之母信以为真，进而肝脑涂地效忠于元首，哪怕献出生命亦在所不辞，因为耳边天天颂扬的是 “为民族社会主义事业牺牲无上光荣”。
戈培尔深知强制人民的意识与纳粹的思想保持一致的重要性，所以他下决心使德国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为了将 “异端邪说” 彻底从德国人民的头脑里清洗掉，戈培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焚书运动”，那些被视为 “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 的书籍被付之一炬，片纸未留。他鼓动学生们的焚书狂热：“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这位纳粹党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无耻地认为：“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于是，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牢牢掌控着舆论工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愚弄人民。1933 年 9 月，建立起德国文化协会。协会的会员必须是热心于纳粹党事业的人，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从事活动；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的审查和许可；编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种族上必须是清白的雅利安人；什么新闻可发，哪些不能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 “纯洁” 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这样，整个德国的舆论完全处在了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
戈培尔就是这样给荒诞的口号和谎言穿上了真理的外衣，不厌其烦，天天重复灌输给人民。
无独有偶，日本军国主义亦对 “戈培尔效应” 情有独钟。1936 年，日本组建新闻同盟社，垄断国内新闻，掌控舆论；1937 年，日本政府命令媒体报社回避所有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题材，不得把日本描绘成好战的侵略性国家；“七七事变” 后，日本政府加强对日本广播公司的控制，实行 “一家一台收音机”，没有哪个日本人能够不受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影响，播音员沦为 “复读机”，每天都一字不差地宣读官方文告，全国播放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都充满了说教的腔调；1939 年颁布《电影法》，禁止轻松无聊的色情影片和关注复杂社会问题的影片，制片公司出产的影片应能 “提升国民意识，树立公共道德，端正对国家内外政策的理解”。
极权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纳粹文化是一种试图影响社会各个领域的无所不包的现象。
正如捷克政治家哈维尔所言，极权主义者掌控着一套无可匹敌的、精确的、逻辑结构完整的、易于理解的、并且极其灵活的意识形态，它几乎就是一种世俗宗教，无论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它几乎不可能只被部分接受，对人类生活而言，接受它有着深刻的寓意”。这种意识形态宣传通过日常语言的表达和使用呈现出了惊人的变化，就算那些原本抱持着对纳粹反感的人，那些受过很好的教育、具有良好的自持力和理性的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
克莱普勒在书中写道：“第三帝国的语言完全是针对个人的，扼杀个体的本质，麻木其作为个人的尊严，致使他成为一大群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动物中的一只，任人驱赶着涌向某一个规定的方向，令他变为一块滚动着的巨石的原子。第三帝国的语言是群体狂热主义的语言。当它转而面向个人的时候，不仅仅是面向他的意志，而且也面向他的思维，当它在教导人的时候，它便是在传授狂热的方式和教唆群众的方法。”
语言统治最为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摧毁着人们的身心，但是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异样和痛苦，反而陷入了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统治的圈套之中。这种统治方式的可怕就在于无形之中让我们丧失良知与理性。
乔姆斯基在《必要的幻觉》中说，“对思想控制的操纵，通常都紧随着战争或其他危机进行。” 他指出，权力制造必要的幻觉，人们很难想象谁能成功地脱离这种教化机制的影响。
权力腐蚀社会，掌权者首当其冲。在面对历史洪流的时刻，掌权的激情派提供了统观全局、激扬斗志的意识形态强心针，他们往往不由分说地将所有人都纳入以国家、民族为名义进行的集体行动，并相信真的存在他们那套宏大叙事中以国家、民族为主词的历史进程。
戈培尔说：“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
但早于戈培尔的克莱蒙梭却说：“没有了正义，祖国就是一座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