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如果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那麼，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我們無法考證這段話是不是柏拉圖講的，但這已經不影響這段話對極權主義政治描述的說服力。
而對於 “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這一斷語，曾身處極權統治的極端環境之下的索爾仁尼琴給我們闡釋得更為生動形象，他說：“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我們也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明明是明目張膽的謊言，偏要說成是偉大的真理而大行其道，天天重複這樣的謊言有意義嗎？當然有意義，因為重複是一種力量，“謊言重複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這就是極權主義納粹黨奉行的 “戈培爾效應”，讓空洞乏味的口號或公開的謊言變成被統治的人們認為理所應當的真理，從而維護其極權統治。
極權主義意味社會秩序完全由政治權力或國家權力達成，私人空間被壓縮到幾乎不存在的狀態，自由被減至最低限度，當然包括發表意見甚至說話的自由，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都在其統治範圍內。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言：“它意味著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攝在一個囊括一切的統治過程之內。”
1920 年以後，在意大利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以權力崇拜為特徵，強調國民為了國家利益放棄個人自由，鼓吹一種在公民利益之上的國家利益。弗里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從比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極權主義統治的六個特徵：人人必須遵從的官方意識形態，唯一的群眾性政黨，由政黨或秘密警察執行的恐怖統治，對大眾媒體的壟斷，現代的人身與心理的控制技術，中央組織與控制整個經濟。
戈培爾，這位 “創造希特勒的人” 就深諳維持極權統治之道，動員全民支持納粹黨的政治和宗教意識形態，透過被控制的大眾媒體宣傳與鼓吹納粹的偉大領袖，宣揚個人崇拜，終而將阿道夫推向極度狂妄自大的境地，迷失心智而自我感覺無所不能。在納粹德國的極權制度中，統治意識形態最集中的體現就是 “領袖思想”，亦或稱之為 “思想國有化”。
對於人類社會而言，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極權主義下的統治者一旦手握絕對權力，加之追隨者的奉迎鼓吹，就會無一例外地迷失心智而愚蠢到自我感覺無所不能，進而陷入 “什麼都懂，什麼都要指導” 的怪圈而不能自拔。而他發出的那個唯一的聲音充滿了不容置疑的暴戾之氣，任何質疑與反對的聲音都會被淹沒在整齊劃一的極權專制統治的計劃裡，那怕這個計劃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據說曾經有人對斯大林發出質疑：“他指導軍隊打仗，指導科學家搞科研，指導畫家畫畫，指導作家寫作，指導工人搞技術，他是神嗎？” 極權領袖是絕不容忍存在任何質疑聲音的，你敢有任何不同於他的意見，就直接將你丟進亂墳崗裡，整個國家只能有 “偉大慈父” 發出的那個 “唯一” 偉大聲音。
直至赫魯曉夫上台，他在著名的 “秘密報告” 中批評斯大林：“他不過是格魯吉亞的一個農民而已，他指導過科學、指導過軍事、指導過經濟、指導過醫學、指導過教育、指導過體育，甚至還指導過作家寫作…… 其實他什麼都不懂。” 赫魯曉夫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各領域均為活化，尤其文藝獲得解凍。
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剛剛批判了斯大林的獨斷專行，赫魯曉夫自己卻也陷入了 “無所不能，什麼都懂，什麼都要指導” 的愚蠢怪圈。據說他在參觀美術展覽時，指著抽象派雕塑家涅伊滋維斯內的作品說：“就是一頭毛驢用尾巴甩，也能比這畫得好。” 涅伊滋維斯內忍無可忍，直言相問：“您既不是藝術家，也不是評論家，憑什麼說這樣的話？” 赫魯曉夫聽後咆哮道：“我當礦工時不懂，我當基層幹部時不懂，在我逐步升遷的每個台階上我都不懂。可我現在是部長會議主席和黨的領袖了，難道我還不懂？”
史學家塔奇曼說，政治是由最聰明的人組成的，卻總是做出最愚蠢的決策，這是一種偏見與妄想，掌權者因對權力的過分迷戀而做出與其智商不相匹配的愚蠢行為。歷史證明，擁有絕對極權的統治者，其傲慢、利令智昏、倉皇失措而導致的 “愚政” 總是陰魂不散。特洛伊毀於迷信，教皇毀於貪婪，大英帝國敗於傲慢……
人類文明系統，為什麼沒有讓歷代掌權者進化出一套有效的自我糾錯方式呢？塔奇曼說，“對於一個國家的首腦而言，承認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教皇，“周圍的人總是對他阿諛奉承，恭維諂媚，從來不會有人告訴他，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最後他也不希望聽到真話了。歷史上每個獨斷專行的君主都不會聽到真話”。
信息的扭曲使極權獨斷的掌權者產生了虛妄的傲慢和自信，進而產生 “暴政與壓迫、過度的野心、無能或頹廢、愚蠢或墮落” 的愚政行為。顯然，只有允許多元的聲音，才不會走向極端。
昭和日本的言論控制，激發日本軍國主義的傳統，他們壓制政治的多元和個人主義，努力統一思想，動員人們支持國家目標，最終收穫的是日本及世界的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在二戰前，日本所有的報紙都必須經過軍部的審查，只有符合法西斯主義的言論才會被發表。這也就導致了日本在二戰前只剩下了唯一的聲音，那就是：“日本受欺負受夠了，必須要打一仗。” 這個唯一的聲音激發民眾的極端民族主義，直至戰敗多年以後，仍有極右勢力為它的歷史辯護而美化侵略歷史。
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多元的，有著極左和極右思想的人都是一直存在的。其實，這兩種思想的存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類極端思想成為社會主流。一個健康文明的社會，一定有多元的思想與觀點存在，那就不可避免有不同聲音的出現，應允許各種各樣的聲音都發出來。這樣，既保持了社會的多元性與活力，又保證國家不會被極端勢力所綁架，走向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