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到日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條約。李鴻章問伊藤博文，我不明白日本彈丸之地為什麼能夠打贏我們大清國，我們人口是你的好多倍，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伊藤博文說，我們靠的是培養的大批人才。李鴻章無比感嘆的說我們大清國也在培養，但為什麼就沒有那麼多人才呢？伊藤博文笑著說：貴國不是沒有人才，而是這些天才、地才、人才一遇專制，皆成奴才。
孔子和亞里士多德是差不多同時期的人。孔子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說畏大人言、畏聖人言。身份決定了正確與否，不跟你說道理、擺事實，講邏輯。反觀亞里士多德，他的名言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你是我的老師，我尊重你沒有問題。但是假如你說的是錯誤的，不合邏輯的，我不能違背自己的良知去附和你。
所以你會看到中國的歷史，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年歷史，兜兜轉轉，沒有實質上的進步。每個朝代的更迭，更像是一種輪回。魯迅先生說，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我們也輝煌過，也有過四大發明，但是我們的老百姓從來沒有幸福過。興亡都是百姓苦，盛世只是帝王們的狂歡。不管是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去看那數以億計的百姓，不是被拉去修工程，就是被拉去當壯丁。能夠在地裡刨食，勉強養活一家人，那都算祖上積了德了。
而歐洲因為沒有被統一，每個國家的管理方式不一樣。倒給哲學家、思想家留下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從蘇格拉底到盧梭，再到維特根斯坦，幾乎沒有斷層。論語中記載孔子是 “子不語怪力亂神”。像樊遲問孔子怎麼種地，季路問孔子怎麼看待鬼神，孔子都是很不高興的。孔子信奉 “非禮勿言”，他把周禮放在了首位，用 “禮數” 約束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不能逾越禮數，不能混亂秩序。
孔子教了很多學生，但他的目的不在於提高學生的智慧，或者說提高學生的智慧不是首要目的，他也不致力於增長學生的見識，只一心為了 “克己復禮”，讓學生學習 “禮”，尊崇 “禮”，推廣 “禮”。至於太陽如何升起，月亮如何落下，小麥何時耕種，這些事情在孔子看來都和周禮無關，都屬於 “非禮” 的事情。孔子不支持弟子去問這些問題，也不願意和弟子去探討這些問題。我印象中有篇古文記載 “两小兒辩日”，孔子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他要求學生思考和談論的話題，只能限制在 “周禮” 範圍內，這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幸運的是，當時的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法家、墨家等也可以出現在社會各個階層，為春秋戰國時期帶來思想上、技術上的百花齊放。不幸的是，漢武帝劉徹為了統治穩定，獨尊儒術，讓華夏大地失去了光彩。以後的歷史中，很難再有獨立思考，講究邏輯的名人出現。
反觀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他們討論的範圍就非常廣，涉及各門學科、各種領域，從農業到育兒，從鬼神到奇技，百無禁忌。所有話題幾乎都沒有限制，沒有什麼條條框框，只要能想到的都可以探討。所以亞里士多德有個外號叫 “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
亞里士多德提出了邏輯學的 “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大前提是一般性的原則，小前提是一個特殊陳述。在邏輯上，結論是從應用大前提於小前提之上得到的。比如，金屬是導電體，鐵是金屬，所以鐵是導電體。
其實，孔子和亞里士多德作為古代東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但是在追求真理這一點，孔子顯然是不如亞里士多德的。真理本身是沒有時代局限性的，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夠說清楚真理，但是真理卻是人類每個時代都需要去探尋和摸索的奧義。
再比如，我國明朝的唐伯虎和歐洲的達芬奇都是公元 15 世紀的人物，都是著名藝術家。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唐伯虎，終極目標是金榜題名、官運亨通、光宗耀祖，後來陷於寧王叛亂，一生鬱鬱不得志，了此殘生。達芬奇的畢生追求卻是探索未知，他想搞清楚鳥為什麼能在天上飛，人類是否也可以；想搞清楚人類的誕生原由、發展空間。這兩人在藝術方面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但是從造福人類未來方面來說，唐伯虎顯然只能是個入門級。
試想一下，回到工業革命之前。我們都在同一起跑線上，英國等歐洲國家的人才搞發明創造，改良機器，給政府提建議，不斷的優化產品。而這邊的大清國，文人因為寫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傳到皇帝那，咔嚓，全家處死！那其餘兩億同胞看到這種情況，就只能老老實實地里刨食了。一群麻木的辮子，你怎麼指望能與列強爭奪資源？不給侵略者扶梯子都算好的了。
所以說，孔子和亞里士多德的差別在哪？又或者說東西方的差異在哪？我覺得就在獨立思考和邏輯思維上！一個被限制了思想的文化文明，就像一雙折翼的翅膀，它飛不起來更飛不高！
循著獨立思考、追求真理的路途，亞里士多德才是亞里士多德，牛頓才是牛頓，愛因斯坦才是愛因斯坦。獨立思考的能力，決定了一個人能走多遠，也決定了一個民族的興衰方向。當一個社會中有獨立思考、會邏輯推理的人越來越多時，愚昧和野蠻自然就會遠離，文明和自由才會到來。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不會在乎旁人的誤解，也不會在乎世俗的偏見。他不會盲目隨從，也不會迷信權威，更不會做一個沒有靈魂的複製品、傳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