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到日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条约。李鸿章问伊藤博文，我不明白日本弹丸之地为什么能够打赢我们大清国，我们人口是你的好多倍，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伊藤博文说，我们靠的是培养的大批人才。李鸿章无比感叹的说我们大清国也在培养，但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多人才呢？伊藤博文笑着说：贵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这些天才、地才、人才一遇专制，皆成奴才。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差不多同时期的人。孔子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说畏大人言、畏圣人言。身份决定了正确与否，不跟你说道理、摆事实，讲逻辑。反观亚里士多德，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你是我的老师，我尊重你没有问题。但是假如你说的是错误的，不合逻辑的，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去附和你。
所以你会看到中国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兜兜转转，没有实质上的进步。每个朝代的更迭，更像是一种轮回。鲁迅先生说，二十四史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我们也辉煌过，也有过四大发明，但是我们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幸福过。兴亡都是百姓苦，盛世只是帝王们的狂欢。不管是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去看那数以亿计的百姓，不是被拉去修工程，就是被拉去当壮丁。能够在地里刨食，勉强养活一家人，那都算祖上积了德了。
而欧洲因为没有被统一，每个国家的管理方式不一样。倒给哲学家、思想家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苏格拉底到卢梭，再到维特斯根坦，几乎没有断层。论语中记载孔子是 “子不语怪力乱神”。像樊迟问孔子怎么种地，季路问孔子怎么看待鬼神，孔子都是很不高兴的。孔子信奉 “非礼勿言”，他把周礼放在了首位，用 “礼数” 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能逾越礼数，不能混乱秩序。
孔子教了很多学生，但他的目的不在于提高学生的智慧，或者说提高学生的智慧不是首要目的，他也不致力于增长学生的见识，只一心为了 “克己复礼”，让学生学习 “礼”，尊崇 “礼”，推广 “礼”。至于太阳如何升起，月亮如何落下，小麦何时耕种，这些事情在孔子看来都和周礼无关，都属于 “非礼” 的事情。孔子不支持弟子去问这些问题，也不愿意和弟子去探讨这些问题。我印象中有篇古文记载 “两小儿辩日”，孔子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他要求学生思考和谈论的话题，只能限制在 “周礼” 范围内，这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幸运的是，当时的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法家、墨家等也可以出现在社会各个阶层，为春秋战国时期带来思想上、技术上的百花齐放。不幸的是，汉武帝刘彻为了统治稳定，独尊儒术，让华夏大地失去了光彩。以后的历史中，很难再有独立思考，讲究逻辑的名人出现。
反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他们讨论的范围就非常广，涉及各门学科、各种领域，从农业到育儿，从鬼神到奇技，百无禁忌。所有话题几乎都没有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只要能想到的都可以探讨。所以亚里士多德有个外号叫 “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逻辑学的 “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大前提是一般性的原则，小前提是一个特殊陈述。在逻辑上，结论是从应用大前提于小前提之上得到的。比如，金属是导电体，铁是金属，所以铁是导电体。
其实，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古代东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是在追求真理这一点，孔子显然是不如亚里士多德的。真理本身是没有时代局限性的，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说清楚真理，但是真理却是人类每个时代都需要去探寻和摸索的奥义。
再比如，我国明朝的唐伯虎和欧洲的达芬奇都是公元 15 世纪的人物，都是著名艺术家。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唐伯虎，终极目标是金榜题名、官运亨通、光宗耀祖，后来陷于宁王叛乱，一生郁郁不得志，了此残生。达芬奇的毕生追求却是探索未知，他想搞清楚鸟为什么能在天上飞，人类是否也可以；想搞清楚人类的诞生原由、发展空间。这两人在艺术方面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但是从造福人类未来方面来说，唐伯虎显然只能是个入门级。
试想一下，回到工业革命之前。我们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人才搞发明创造，改良机器，给政府提建议，不断的优化产品。而这边的大清国，文人因为写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传到皇帝那，咔嚓，全家处死！那其余两亿同胞看到这种情况，就只能老老实实地里刨食了。一群麻木的辫子，你怎么指望能与列强争夺资源？不给侵略者扶梯子都算好的了。
所以说，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差别在哪？又或者说东西方的差异在哪？我觉得就在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上！一个被限制了思想的文化文明，就像一双折翼的翅膀，它飞不起来更飞不高！
循着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路途，亚里士多德才是亚里士多德，牛顿才是牛顿，爱因斯坦才是爱因斯坦。独立思考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也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兴衰方向。当一个社会中有独立思考、会逻辑推理的人越来越多时，愚昧和野蛮自然就会远离，文明和自由才会到来。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不会在乎旁人的误解，也不会在乎世俗的偏见。他不会盲目随从，也不会迷信权威，更不会做一个没有灵魂的复制品、传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