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 年，馬丁・路德以一紙《95 條論綱》揭竿而起，掀起了歐洲的宗教改革，矛頭直指教會出售贖罪券的行為。“人們的罪過，豈能用金錢來贖回？”，這個論斷，如同一聲驚雷，響徹了整個歐洲。在隨後的一個世紀裡，歐洲的宗教鬥爭進入了白熱化，歐洲大陸腥風血雨、白骨累累，許多人對歐洲的未來感到絕望。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暴力與恐懼的時代，微弱的啟蒙之光開始點亮。
1651 年，霍布斯的《利維坦》橫空出世；1689 年，洛克的《政府論》一鳴驚人，短短的 38 年間，西方社會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革命，霍布斯、笛卡爾、斯賓諾莎、洛克四位思想巨匠，以他們深刻的洞見，如手術刀般解剖了舊秩序的藩籬，把人類送入了啟蒙時代。
一、霍布斯的自然狀態#
1642 年到 1654 年，英國爆發了持續的內戰，社會秩序被摧毀，霍布斯痛心疾首。為此，他在《利維坦》中提出了 "自然狀態" 的假說。他認為，在自然狀態下，產業無法生存，成果極不穩定，人們不斷處於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之中。霍布斯親歷了查理一世被處決，他見證了社會秩序的瓦解，所以他說：沒有公共權力的地方，就沒有法律；沒有法律的地方，就無所謂正義，人類就會因競爭、猜疑和榮譽，陷入 “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
霍布斯的革命性在於，他否定了君權神授論，提出了社會契約論。霍布斯認為，人們的自然狀態，實際就是戰爭狀態，為了避免這種狀態，人們自願讓渡一部分權利，通過契約建立政府。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與現代社會契約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帶劍的契約，也就是最高權力不受法律制約，只要它能維護和平與安全。從這一點就能看得出，霍布斯對英國內戰的反感。
二、笛卡爾的理性之光#
當霍布斯在政治學領域掀起風暴時，笛卡爾則在認識論領域，發動了一場更加深刻的革命。笛卡爾在《方法論》一書中提出了劃時代的命題：“我思故我在”。他以徹底的懷疑為起點，找到了不可動搖的知識根基。笛卡爾強調，理性而非傳統或者信仰，才是判斷真理的唯一標準。
笛卡爾在《方法論》一書中提出了理性主義的四大原則：普遍懷疑、化繁為簡、由簡到繁、全面復查。這四大原則強調的是，通過系統分析和邏輯演繹，來獲取確定性的知識。笛卡爾點燃的理性火炬，照亮了整個啟蒙運動的道路。他的方法論催生了現代科學，比如牛頓的經典名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正是笛卡爾理性主義的輝煌實現。
三、斯賓諾莎的思想自由#
斯賓諾莎，在笛卡爾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走得更遠、也更激進，他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宗教權威與王權專制。比如他用歷史考據法解析《聖經》，得出了石破天驚的結論：《聖經》不是神聖不可置疑的真理，它的作者也是人，它反映的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認知水平。
斯賓諾莎首次系統論證了人類的思想自由權，他發出了啟蒙時代最鏗鏘有力的宣言：自由比任何事物都珍貴。為此，他主張政教分離，國家要立法保障公民自由辯論的權利。
四、洛克的經驗主義#
洛克親歷了英國的光榮革命，這場不流血的革命，確立了議會主權和《權利法案》。洛克的理論學說，正是這場革命的哲學總結和未來藍圖。在認識論方面，洛克否定了笛卡爾的 “天賦觀念”，也就是人生來就有觀念，洛克提出了著名的 “白板說”，也就是，人生來只是一張白紙，上面沒有任何記號，也沒有任何觀念，人的觀念都是從經驗中來的。
在政治學方面，洛克出版了不朽的貢獻《政府論》，他改造了霍布斯的社會契約論。洛克認為，人在理性的約束下，享有生命、自由、財產等自然權利。政府的合法性源於人民的同意，政府成立的目的是保護這些自然權利。為了防止政府走向歧路，洛克還提出了分權制衡的理論，他強調立法權與執行權必須分離。通俗理解就是，不能即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
四位思想巨匠的觀念革命，不是線性的更迭，而是相互激蕩、層層深化，最終拉開了啟蒙運動的偉大序幕。霍布斯用 “自然狀態” 的恐怖圖景，摧毀了神權統治的根基；笛卡爾高舉理性的火炬，為科學探索和思想自由開闢了認識論的疆域；斯賓諾莎為思想自由發出了最激越的吶喊；洛克則立足於經驗，將抽象的自由理念轉化成了具體的權利清單和可操作的憲政架構。
他們的思想穿透時空，至今仍在塑造我們對個體尊嚴、社會秩序、知識邊界和政治權力的理解，構成了現代文明最核心的觀念基因。正如康德所說：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人啊，要麼被機械的馴服，要麼被清醒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