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 年，马丁・路德以一纸《95 条论纲》揭竿而起，掀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矛头直指教会出售赎罪券的行为。“人们的罪过，岂能用金钱来赎回？”，这个论断，如同一声惊雷，响彻了整个欧洲。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的宗教斗争进入了白热化，欧洲大陆腥风血雨、白骨累累，许多人对欧洲的未来感到绝望。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暴力与恐惧的时代，微弱的启蒙之光开始点亮。
1651 年，霍布斯的《利维坦》横空出世；1689 年，洛克的《政府论》一鸣惊人，短短的 38 年间，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革命，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洛克四位思想巨匠，以他们深刻的洞见，如手术刀般解剖了旧秩序的藩篱，把人类送入了启蒙时代。
一、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1642 年到 1654 年，英国爆发了持续的内战，社会秩序被摧毁，霍布斯痛心疾首。为此，他在《利维坦》中提出了 "自然状态" 的假说。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产业无法生存，成果极不稳定，人们不断处于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霍布斯亲历了查理一世被处决，他见证了社会秩序的瓦解，所以他说：没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正义，人类就会因竞争、猜疑和荣誉，陷入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霍布斯的革命性在于，他否定了君权神授论，提出了社会契约论。霍布斯认为，人们的自然状态，实际就是战争状态，为了避免这种状态，人们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通过契约建立政府。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与现代社会契约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带剑的契约，也就是最高权力不受法律制约，只要它能维护和平与安全。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霍布斯对英国内战的反感。
二、笛卡尔的理性之光#
当霍布斯在政治学领域掀起风暴时，笛卡尔则在认识论领域，发动了一场更加深刻的革命。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划时代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他以彻底的怀疑为起点，找到了不可动摇的知识根基。笛卡尔强调，理性而非传统或者信仰，才是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
笛卡尔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出了理性主义的四大原则：普遍怀疑、化繁为简、由简到繁、全面复查。这四大原则强调的是，通过系统分析和逻辑演绎，来获取确定性的知识。笛卡尔点燃的理性火炬，照亮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道路。他的方法论催生了现代科学，比如牛顿的经典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正是笛卡尔理性主义的辉煌实现。
三、斯宾诺莎的思想自由#
斯宾诺莎，在笛卡尔理性之光的照耀下，走得更远、也更激进，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宗教权威与王权专制。比如他用历史考据法解析《圣经》，得出了石破天惊的结论：《圣经》不是神圣不可置疑的真理，它的作者也是人，它反映的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认知水平。
斯宾诺莎首次系统论证了人类的思想自由权，他发出了启蒙时代最铿锵有力的宣言：自由比任何事物都珍贵。为此，他主张政教分离，国家要立法保障公民自由辩论的权利。
四、洛克的经验主义#
洛克亲历了英国的光荣革命，这场不流血的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和《权利法案》。洛克的理论学说，正是这场革命的哲学总结和未来蓝图。在认识论方面，洛克否定了笛卡尔的 “天赋观念”，也就是人生来就有观念，洛克提出了著名的 “白板说”，也就是，人生来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记号，也没有任何观念，人的观念都是从经验中来的。
在政治学方面，洛克出版了不朽的贡献《政府论》，他改造了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洛克认为，人在理性的约束下，享有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政府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同意，政府成立的目的是保护这些自然权利。为了防止政府走向歧路，洛克还提出了分权制衡的理论，他强调立法权与执行权必须分离。通俗理解就是，不能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四位思想巨匠的观念革命，不是线性的更迭，而是相互激荡、层层深化，最终拉开了启蒙运动的伟大序幕。霍布斯用 “自然状态” 的恐怖图景，摧毁了神权统治的根基；笛卡尔高举理性的火炬，为科学探索和思想自由开辟了认识论的疆域；斯宾诺莎为思想自由发出了最激越的呐喊；洛克则立足于经验，将抽象的自由理念转化成了具体的权利清单和可操作的宪政架构。
他们的思想穿透时空，至今仍在塑造我们对个体尊严、社会秩序、知识边界和政治权力的理解，构成了现代文明最核心的观念基因。正如康德所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人呐，要么被机械的驯服，要么被清醒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