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茶館》，之所以被奉為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品，就是因為太現實。比如常四爺和二德子的名場面，常四爺說：要抖威風、跟洋人幹去！二德子卻說：我碰不了洋人、還碰不了你？
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竖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在《茶館》中，這種 “吃人” 的邏輯，在底層社會不斷上演 —— 不是強者吞噬弱者，而是弱者相互啃食。而且越是無能之人，就越喜歡欺負弱小。正如魯迅所說：底層的人們會互相傷害，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這是人性之惡，也是底層互害。
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是經濟困境。在《茶館》中，底層人享有的資源很少。比如茶館老闆王利發常說：“改良改良，越改越涼，冰涼！” 王利發精明強幹、努力經營，都無法擺脫日益沉重的生活壓力，何況其他普通人。當生存資源極度匱乏時，人性之惡就會被激發出來，底層互害就會成為生存的必然選擇。什麼合法非法，什麼道義不義，在他們眼裡沒什麼差別。在《茶館》中，人販子劉麻子不但沒有對康順子父女表現出絲毫的憐憫，反而趁火打劫，他連哄帶騙地買了 15 歲的康順子，找主顧要了 200 兩，卻只分給康順子父親 10 兩。
其次是心理異化。在金字塔型的社會模式中，底層人的尊嚴很容易被踐踏。生存的艱難，尊嚴的缺失，長此以往，恐懼與麻木就主導了底層人的群體心理，他們無法將不滿發洩到高階層的人身上，就只能發洩在更底層的人身上，從而陷入相互傷害的惡性循環。當底層人有了一丁點兒的權力，就會變本加厲的欺負更底層的人。因為他清楚的知道，同為底層人無權無勢，所以更肆無忌憚。而且他們尤通狗性，在強者面前，俯首帖耳、搖尾乞憐；在弱者面前，齜牙咧嘴、兇相畢露。趨炎附勢、欺軟怕硬，這便是典型的底層之惡、平庸之惡。比如《茶館》中的二德子，見到洋人和官兵，要麼嚇得遠遠的，要麼畢恭畢敬地行禮。可是遇到歇腳的車夫、討飯的乞丐，他又面露兇相。
最後是社會重壓。《茶館》中的社會，權力主導一切，底層民眾為了獲取狹窄的生存空間，不得不依附於各種權力體系，不得不主動或被動的充當壓迫同類的工具。所以底層互害，並不是底層喜歡互害，而是只有互害才能活下來。比如法家設計的利出一孔，所有的資源掌握在權力手中，要想活下去，就要打敗一切競爭者。就像常四爺的呼喊：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這就相當於一群狗，主人壟斷了所有的骨頭，會時不時的朝狗群裡扔一根，只有最兇殘、最有心計、最有運氣的狗，才能成為這根骨頭的主人，如果他們不互害，就搶不到這根讓他們活下來的骨頭。
更為可悲的是，很多底層民眾不僅認可了壓迫邏輯，還主動維護壓迫體系。比如《茶館》中松二爺，雖然善良，卻只關心自己的鳥籠。這種對壓迫的默許和對現實的逃避，實際上是對壓迫體系的變相維護，也變相助長了底層互害。在這樣的互害模式下，民眾徹底地變成了原子化，永遠無法形成合力，只能沉溺於失去思考能力後的底層互害，對一個顛倒的世界深信不疑。
這樣的底層互害，誰是受益者顯而易見。胡適說：人性最大的惡就是恨人有、笑人無，嫌你窮、怕你富。人与人的第一次見面，先要打量對方的身份和身價，然後再選擇是給對方跪著，還是讓對方給自己跪著。人性最大的惡，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權力範圍內，最大限度地為難別人。
其實，生在底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種底層互害的弱者思維。他們會在反復拉扯中，慢慢耗尽氣力，最終誰也逃不出底層的泥淖。因為他們做奴隸做慣了，在他們的眼中，要麼讓別人做自己的奴隸，要麼自己做別人的奴隸，就從沒想過做一個正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