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社會越來越多的人，習慣性地用敵意去理解這個世界。當你說一句不同的觀點，它就說你是某某的走狗，你支持某個群體的權利，它就把你貼上背叛的標籤，你提倡共情、理解、對話，它卻覺得你軟弱天真被洗腦。
這類人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認知極其低下。它們大多數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就像流水線生產出來的殘次夾頭品。一提到愛國就興奮，誰喊得大聲就代表誰愛得更深，根本不管什麼才是愛國；一聽到反美就高潮，誰表現得誇張誰就牛逼，根本不知道要反的是哪些東西。它們普遍學歷不高，閱歷不多，獨立思考更是沒有，仿佛就是單細胞產物，或許也不會知道歷史上有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的故事。它們欺軟怕硬，對待弱者持強凌弱，對待強者俯首帖耳。它們平時喜歡高叫著毀日滅美，卻連馬路上摔倒的老人也不敢扶。它們熱衷於給不同意見者戴帽子，卻在自己利益受損時不知如何維權。它們做人做事只講究立場，從不在意是否符合邏輯。它們也從來不去思考自己為什麼生活在底層，不去考慮為什麼一輩子辛勤勞作卻一生清貧，不知道那一張無形大手是如何收割它們一輩子財富的。它們喜歡隨大流留著心理上的辮子，它們覺得只有活在大集體中才有安全感。它們感覺自己就是正義，卻不知自己一輩子活在仇恨教育裡，成為一小撮人隨用隨棄的燃料，在傻嘿中消耗掉自己的可悲的一生。
今天的主題就是 “仇恨教育”！例如你在某一個課間，聽到老師說他們就是那樣的人、靠不住，而孩子們的表情也沒有懷疑，只是默默的點頭；再比如你在一場家宴中，聽到長輩說那些人天生陰險，飯桌上沒有反駁，只有附和的冷笑。那麼你可能已經身處仇恨教育的鏈條之中。
仇恨教育不是用拳頭打人，而是用標籤劃線；不是製造衝突，而是製造認知閉環，它是一種系統性灌輸特定群體理念或價值觀敵意的機制。它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傳播仇恨這幾個字，而在於它能夠代際傳播、侵蝕大腦，改寫語言和歷史。它是在教育之名下的文明癌變，是一場慢性的認知瘟疫。而在現實社會中，仇恨是最容易傳播的病毒。
埃里克・霍弗在《狂熱分子》一書中指出：仇恨是群體最有力的凝聚劑。人們愛一個對象的時候，一般不會尋找同類，因為此時同類是競爭者；但人們仇恨一個對象時，卻總是會尋求同類，並跟同類融合成一個發光發熱的集體。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已經走過了今天，迎面而來的卻是 “昨天”。我們拿蘇布舉例子。蘇布故意兜售仇恨，目的是因為越強調仇恨，人民就越願意支付更高的成本，就越願意讓渡更多的權利，這便是仇恨教育的奧妙。蘇布的仇恨教育敘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仇恨外部的威脅，這是價值觀之間的敵對，對象是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二是仇恨內部的敵人，這是階級之間的對立，對象起初是富人階層，後來是知識階層。
在外部的仇恨敘事方面，翻看蘇布成員在奪權之前的演講和文章，裡面充滿了對美國的溢美之詞，但在蘇布奪權成功之後，它們的態度卻來了一個 180 度的大轉彎。從此之後，蘇聯開始盛行反美文學。比如高爾基的《在美國》一書中，就將美國人的形象定義為愚蠢、傲慢、拜金，且喜好殖民。反之蘇聯人的形象，則自古以來都是勤勞、善良、樸實，且熱愛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布與西方的價值觀對抗更加鮮明，美國被蘇布塑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劃者和發動者，以及納粹的繼承人。蘇布頭目馬林科夫就曾公開說道，美國的侵略野心已經遠超德國與日本，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傷嚴重，這一共同的群體記憶被蘇布充分利用，然後將愛國主義塑造成了一種狂熱的仇恨敘事。這種仇恨敘事極具攻擊性，猶如一個神經過敏的極度自尊之人，對外國的任何批評都被當成是民族英雄和愛國者，反之對外國的任何讚美都可能被視為內奸和賣國贼。
所以，這種仇恨敘事的愛國主義如何表達愛國不重要，仇恨外國才關鍵。但這種仇恨敘事會讓愛國變成一種表演，人們只要具有這樣低劣的演技，就能被認定是愛國者。從而帶來名譽、財富、地位甚至是權力。反之如果不屑於展示這樣的姿態，就可能被當成潛在的賣國贼從而失去一切。這就是劣幣驅除良幣。
一個民族如果一直困於仇恨教育，將他國的任何舉動都解釋為亡我之心不死，將他人的任何批評都視為資本家的代言人，那麼仇恨就可能變成一個黑洞，吞噬一切美好，並且不斷扭曲人們的價值觀，最終再也無法分辨文明與野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