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性的用敌意去理解这个世界。当你说一句不同的观点，它就说你是某某的走狗，你支持某个群体的权利，它就把你贴上背叛的标签，你提倡共情、理解、对话，它却觉得你软弱天真被洗脑。
这类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认知极其低下。它们大多数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就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残次夹头品。一提到爱国就兴奋，谁喊的大声就代表谁爱的更深，根本不管什么才是爱国；一听到反美就高潮，谁表现的夸张谁就牛逼，根本不知道要反的是哪些东西。它们普遍学历不高，阅历不多，独立思考更是没有，仿佛就是单细胞产物，或许也不会知道历史上有 “窃钩者诛、窃国者候” 的故事。它们欺软怕硬，对待弱者持强凌弱，对待强者俯首帖耳。它们平时喜欢高叫着毁日灭美，却连马路上摔倒的老人也不敢扶。它们热衷于给不同意见者戴帽子，却在自己利益受损时不知如何维权。它们做人做事只讲究立场，从不在意是否符合逻辑。它们也从来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生活在底层，不去考虑为什么一辈子辛勤劳作却一生清贫，不知道那一张无形大手是如何收割它们一辈子财富的。它们喜欢随大流留着心理上的辫子，它们觉得只有活在大集体中才有安全感。它们感觉自己就是正义，却不知自己一辈子活在仇恨教育里，成为一小撮人随用随弃的燃料，在傻嘿中消耗掉自己的可悲的一生。
今天的主题就是 “仇恨教育”！例如你在某一个课间，听到老师说他们就是那样的人、靠不住，而孩子们的表情也没有怀疑，只是默默的点头；再比如你在一场家宴中，听到长辈说那些人天生阴险，饭桌上没有反驳，只有附和的冷笑。那么你可能已经身处仇恨教育的链条之中。
仇恨教育不是用拳头打人，而是用标签划线；不是制造冲突，而是制造认知闭环，它是一种系统性灌输特定群体理念或价值观敌意的机制。它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传播仇恨这几个字，而在于它能够代际传播、侵蚀大脑，改写语言和历史。它是在教育之名下的文明癌变，是一场慢性的认知瘟疫。而在现实社会中，仇恨是最容易传播的病毒。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指出：仇恨是群体最有力的凝聚剂。人们爱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不会寻找同类，因为此时同类是竞争者；但人们仇恨一个对象时，却总是会寻求同类，并跟同类融合成一个发光发热的集体。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已经走过了今天，迎面而来的却是 “昨天”。我们拿苏布举例子。苏布故意兜售仇恨，目的是因为越强调仇恨，人民就越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就越愿意让渡更多的权利，这便是仇恨教育的奥妙。苏布的仇恨教育叙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仇恨外部的威胁，这是价值观之间的敌对，对象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二是仇恨内部的敌人，这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对象起初是富人阶层，后来是知识阶层。
在外部的仇恨叙事方面，翻看苏布成员在夺权之前的演讲和文章，里面充满了对美国的溢美之词，但在苏布夺权成功之后，它们的态度却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从此之后，苏联开始盛行反美文学。比如高尔基的《在美国》一书中，就将美国人的形象定义为愚蠢、傲慢、拜金，且喜好殖民。反之苏联人的形象，则自古以来都是勤劳、善良、朴实，且热爱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布与西方的价值观对抗更加鲜明，美国被苏布塑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划者和发动者，以及纳粹的继承人。苏布头目马林科夫就曾公开说道，美国的侵略野心已经远超德国与日本，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伤严重，这一共同的群体记忆被苏布充分利用，然后将爱国主义塑造成了一种狂热的仇恨叙事。这种仇恨叙事极具攻击性，犹如一个神经过敏的极度自尊之人，对外国的任何批评都被当成是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反之对外国的任何赞美都可能被视为内奸和卖国贼。
所以，这种仇恨叙事的爱国主义如何表达爱国不重要，仇恨外国才关键。但这种仇恨叙事会让爱国变成一种表演，人们只要具有这样低劣的演技，就能被认定是爱国者。从而带来名誉、财富、地位甚至是权力。反之如果不屑于展示这样的姿态，就可能被当成潜在的卖国贼从而失去一切。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
一个民族如果一直困于仇恨教育，将他国的任何举动都解释为亡我之心不死，将他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资本家的代言人，那么仇恨就可能变成一个黑洞，吞噬一切美好，并且不断扭曲人们的价值观，最终再也无法分辨文明与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