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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ji8

Being towards death

Heed not to the tree-rustling and leaf-lashing rain, Why not stroll along, whistle and sing under its rein. Lighter and better suited than horses are straw sandals and a bamboo staff, Who's afraid? A palm-leaf plaited cape provides enough to misty weather in life sustain. A thorny spring breeze sobers up the spirit, I feel a slight chill, The setting sun over the mountain offers greetings still. Looking back over the bleak passage survived, The return in time Shall not be affected by windswept rain or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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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華列車看漢娜·阿倫特:平庸之惡在現代社會的重現

7 月 2 日,一段視頻引發了全網轟動。一位年輕人在列車因停運而悶熱異常時,砸碎了車窗玻璃。不少圍觀群眾並沒有因此驚慌,反而出現了稀稀拉拉的掌聲,而工作人員則試圖制止這一舉動。直到列車到站,該男子被鐵路公安帶走。官方回應很快:車廂雖悶熱,但「不構成應急破窗的緊急程度」。於是,在這起被歸結為「不合規」的破窗行為之後,男子最終接受了批評教育,沒有遭到拘留。

但是比起窗戶破不破,我更想問的是,如果這都不算緊急,那什麼才是?我發現我們身處的很多社會事件都像是一個奇怪的套娃。表面上沒人刻意作惡,甚至每個人都在按規定行事,但事情的走向卻總是令人毛骨悚然。

它令人想起 60 年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裡寫下的那句話:惡,並不總是以魔鬼的形象出現;它可以是穿著整潔制服的普通人,只是在執行命令。這就是她的著名理論「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

放到這則新聞的語境中,如果一個人只是按照規定做事,而這份規定讓他無視了一個悶熱環境下乘客真實的焦躁與困頓,那他是否也參與了一種「平庸之惡」呢?

非惡之人,也可以作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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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阿倫特受《紐約客》之邀前往耶路撒冷,負責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 (Adolph Eichmann) 的審判。艾希曼是納粹 “最終解決方案” 的直接執行者,負責調度成千上萬猶太人進入集中營,走向毒氣室。他時任納粹德國官場的中層齒輪,是處於指揮官與行刑者之間的、整個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令阿倫特震驚的是,審判中艾希曼所展現出的模樣,並不像一個嗜血的惡魔。他彬彬有禮,話語單調乏味,看上去更像是某個平日裡準點上下班、照章辦事的公務員。阿倫特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這個人不是瘋狂的種族主義者,也沒有心理異常,他只是「正常」得令人發指。在審判後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報告中,阿倫特寫下了她著名的論斷:平庸之惡中的惡,不是「惡意」的「惡」,它源於思考的匱乏。她認為這才是最危險的部分:「艾希曼本性非惡,只是淺薄而無能愚蠢,是個隨波逐流者」。他不是魔鬼,只需要放棄站在他人立場思考的能力,然後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執行系統倫理的齒輪就行。

在阿倫特的論述中,艾希曼讓我想起了加繆小說《局外人》中的主角。他意外殺死了一個陌生人,但之後卻毫無悔意。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作案目的和明顯的犯罪動機,這個罪行就是這麼「發生」了。同樣的,艾希曼也並不認為他有錯,他始終覺得自己只是服從命令、做好本職工作的好好先生。在他看來,他只是確保了運輸系統的高效運行,只不過運輸的是活生生的人罷了。

正是這種想像力與共情能力的鈍化,才讓艾希曼成為了歷史上最冷漠的刽子手之一。這與金華列車事件中某些現場工作人員的反應,是否有著驚人的相似?他們沒有高聲呵斥、沒有暴力,只是盡職盡責、照章辦事,勸說乘客等到下一站,維持現場秩序。在這場官僚和生理極限的拉鋸中,他們未必抱有惡意,但也並不無辜。

平庸之惡的真正面目#

回到今天的列車破窗事件。那個砸玻璃的小夥子也許是魯莽了一些,但他也確實給車廂通了風。他可能錯了,但他不是「惡」的。可問題是,那些按章法辦事的人,又是否真的站在人的位置上思考了當時的狀況?悶熱與焦躁地等待,以及那些恐慌的情緒,是否也應該被視作「緊急」的一部分呢?

艾希曼的審判告訴我們,當沒有人願意負責,一切責任就會落在「流程」頭上。就像我們熟悉的上述場景。當我們問工作人員「能不能開個窗」?對方會答「程序不允許」。你發現他沒有惡意,他只是拿著標準作業流程(SOP)一字一句地執行上級指示。如果你情緒激動一點,他還會說「我理解你的不容易,但我也沒辦法」...... 你會很想問:那我們到底該跟誰反映?誰是這個體系裡還能判斷和思考的人?

答案可能是沒有。因為系統已經不需要思考,只需要運轉。越是這類讓人感到窒息的事件,越不容易抓出真正的「壞人」。因為每個人都只做了一點點自己的事,每個人都沒做什麼大的錯事。正是這些微小的、斷裂的責任鏈條,拼湊出了最終的僵局。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阿倫特的「平庸之惡」引起了那麼多爭議,因為它指向的並不是那些躲在黑暗裡摩拳擦掌的「壞人」,而是每一個看上去沒做錯什麼的普通人。當他們選擇視而不見,機械執行指令時,他們雖然不是惡人,但也成了惡的載體。

思考,才是對抗的起點#

最後,阿倫特在晚年其實也很困惑。她在早期作品《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曾把納粹比作「地獄的化身」:集中營是現代人類史上最深的黑洞,它不僅殺人,更試圖殺死人性。她在當時還堅信著,納粹的惡,是徹頭徹尾的、毫無爭議的「根本之惡」。而在看到艾希曼本人之後,阿倫特卻轉向了「平庸」的概念。她在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觀點中陷入了思考者的困境。

列車砸窗事件當然不是納粹,也遠遠沒有觸碰到極權的邊界。但阿倫特的理論轉變仍然有意義:現代社會把人訓練得越來越專業、越來越分工明確,而當每個人都在循規蹈矩時,真正的責任就被悄悄稀釋掉了。因為這個世界,不是只有喊打喊殺的惡,更常見的,是那些寫在流程裡的惡,藏在冷漠背後的惡,還有披著中性詞彙行走的惡。而對抗它的方法,永遠是多想一點,再多想一點,站在他者的位置上,哪怕只有 3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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